【Wondero】社會的病理：一個人做了一次壞事，從此他就是壞人了嗎？

一個人做了壞事，就是壞人了嗎？或是他從此就是壞人了嗎？

 

翻開新聞、打開報紙，社會新聞事件一再地重複著，像是殺人放火、偷竊、性侵害或強姦…..等，諸如此類的事件讓我們不禁對社會上發生的犯罪行為感到無力或失望，我們似乎永遠無法解決「這些人」或避免「犯罪」發生。

 

(最近的波士頓爆炸案，photo via here)

 

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思考：「完全沒有犯罪的社會」是有可能的嗎？

 

用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犯罪」未必等於違反法律。

 

犯罪違反的，其實是比法律更廣義社會規範（比如道德等）。只要是對某個社會規範有偏差行為，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都會被稱為犯罪。

 

根據涂爾幹對社會的正常性與病理的分析，我們可以先想像「沒有犯罪的社會」，可能是什麼樣貌。容我發個奇想，假設有一個由聖人君子組成的社會，在現在一般社會所容許、不算犯罪的行為，在聖人社會中，卻可能被當作是犯罪。反過來思考，一個完全由惡人匪類組成的社會，在這裡，一般世間認定的犯罪行為，大概都會被當作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那豈不成為另一種「沒有犯罪的社會」嗎？

 

涂爾幹認為「沒有犯罪的社會是不存在的」，而這個論點也是「犯罪正常性」的根據。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每個社會內部都有自己的「規則」(rule)，違反這個規則，才是一般所說的「犯罪」。比如青少年在超商偷東西對幫派來說並不是什麼壞事，但對警察來說必須得依法處置。

 

承著社會學對於犯罪的觀點，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思考犯罪（偏差）行為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人要犯罪？

 

從社會學的角度，可以使用具代表性的標籤論(labeling theory)來解釋，根據標籤論代表人物貝克(H. Becker)的說法，「社會團體都會設定一些規則，一旦違反就會被當作偏差，並把違反規定的人貼上局外人(outsider)的標籤，就這樣製造出偏差」。

 

根據這種解釋，偏差並不在於當事人的行為。不是當事人的所做所為直接造就了偏差，那是什麼造就了偏差？以標籤論的角度來說，偏差是由他人把規則和制裁套用在「違反者」身上的結果。比如，「色狼」的定義並不是指犯下性騷擾罪刑的人，而是被貼上「色狼」標籤的人。兩者定義看起來沒什麼不同，卻區分了「實際發生的行為」與「社會認知的行為」。

 

一般來說我們會這樣想，所謂的色狼、跟蹤狂、強姦犯，諸如此類的標籤都是先有其「行為」出現，然後才被我們貼上偏差或犯罪的「標籤」。但實際上，社會學解釋犯罪與偏差的「因果關係」未必會遵守這種順序。舉個例子來說，小明和小華是同班同學，都因為一次晚回家被父母責備，而小明的父母告誡他以後記得如果晚回來要告知一聲，事情就落幕了，但小華面臨的狀況是父母大聲斥責他，並說出「不然就不要回來，這種叛逆的小孩我也不要」的氣話便撒手不管了，結果小華在之後比起過去越來越晚回家，甚至有時就不回家了，小華的父母認為他是叛逆的「不良少年」，而小華也漸漸開始成為學校老師和警方關注的「問題學生」或「不良少年」。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往我們「自然而然」的來觀察這件事，焦點多半集中在偏差者和偏差行為本身，但標籤論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角度，強調對於偏差的各種「標籤」，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作用。從小明和小華的例子來看，最初的行為其實相同，但因為接著和他人的互動過程不同，最後的結果截然不同，而標籤論重視的便是人的互動如何改變其行為，換句話說，一個人被他人貼上「偏差者」的標籤後，將如何改變日後行為的過程。

 

在討論標籤的作用前，我們可以先思考「How」，標籤在社會上是如何被製造？如何傳散？

 

回到開頭所提及的新聞報導，藉由媒體報導給我們的資訊，我們漸漸認知到「家暴」、「強姦」、「虐童」等這些名詞，以前這些現象可能不多，但藉由媒體一而再地報導與曝光，這些詞彙也逐漸地引起人們注意和關心。

 

不過事實上，行為本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其實是人們對行為的認知。比如「性騷擾」在過去並非比較少，而是經由媒體，「性騷擾」這個詞彙與概念越來越普及，過去我們不會特別留意，現在任何有關「性騷擾」的行為都會立刻被關注。

 

因此，除了一般所認知的先有現象才有標籤的出現，還要留意先有標籤出現，而讓（社會認知的）現象增加的因果方向。

再舉一個大家相當熟悉的例子，引起廣大關注的「恐怖攻擊」可以說是自美國911事件後，經由媒體不斷地引起大眾注意，不只是資訊的傳遞，也包含了情感上的連結，讓全世界的人都為「恐怖攻擊」的犯罪行為產生關注。

 

讓我們試著透過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社會性偏差」這件事如何普及？可以從「社會問題的建構主義」(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blem) 來理解，「建構主義」是社會學研究「社會問題」如何產生的一個重要理論。

 

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即主張「社會問題的建構」並非「客觀的呈現」，而是人們「主觀意識」的建構。那些被當作是社會問題的現象，其實都是透過某些人以「社會問題」的形式向社會訴求(appeal)，才被眾人視為「社會問題」的存在。

 

當經由人們解釋或認定是「社會問題」，並向社會訴求的過程，就是建構主義。

 

也就是說，「恐怖攻擊」的社會現象並非客觀地存在，而是藉由人們主動地去定義、理解或認定，讓「恐怖攻擊」被建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

 

比如近日發生的波士頓爆炸事件，在短時間藉由社群網絡的「洗板」現象就得到極廣大的關注。雖然到現在尚未確定是否為恐怖攻擊（不排除此因素），但在事件發生後，可以觀察到的是，在先前，儘管尚未確實是恐怖主義下的攻擊，已有不少人將錯都歸罪於「恐怖份子」。

 

因為「恐怖攻擊」或「恐怖主義」的詞彙與概念，經由媒體一再擴散而普及，讓關注爆炸案的人們，很直覺地認定，一定就是那些「恐怖份子」幹的好事，而「恐怖分子」就是一種標籤。（儘管事態如何尚未完全明朗）

 

除了新聞報導，還有我們很熟悉的好萊塢電影，也不斷地把中東人塑造成敵人，或是美國要誓死對抗萬惡的共產世界。經由這些灌輸給我們對這些「陌生人」的想像，在波士頓爆炸案中，中東人卻比起其他「陌生人」更給我們一種可惡的形象，讓我們直覺認為他們就是攻擊事件的主導者。

 

 

(電影《小孩不笨》，photo via here)

「人家都笑你們是你們是爛蘋果，你們一個個可不可以爭氣一點？」

 

在討論了標籤如何普及，更如何生場，現在我們來思考，貼上標籤後會造成什麼影響？

 

在電影《小孩不笨》中，「爛蘋果」成為學校師長或社會中對於成績不好的學生加上的標籤。

 

一個人做了壞事，就是壞人了嗎？或是他從此就是壞人了嗎？他可能原本不壞的，但被大家講久了便開始自暴自棄。「這種負面評價是如何在互動關係中被定義出來的」，正是我們觀察「社會問題」可以思考的方向。比如在台灣，一個學生因為不去上課，就被說是「翹課」，不好好讀書就被認定是「壞孩子」、「叛逆」，這樣的學生就該被社會放棄。

 

但社會學認為人並非本質性的，而是在情境中的想像，壞學生是被誰認定的？如果社會問題是指向對社會造成危害，那又是對社會中的誰造成為危害？

 

媒體的話語權可能決定了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向，我們可以說，掌握權力的那一方便擁有較多的詮釋機會，除了媒體能夠有報導新聞的話語權，像是「上一代認為下一代懶散、不夠努力」也同樣表現出掌握話語權力的一方給支配者加上的標籤──「草莓族」。

 

社會中一般人認為，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的，如果我們試著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一些社會問題，像是「校園能不能吸菸」的議題，其實是先有人主張將其「社會問題化」然後才是把具體的人、事、物放進是哪個社會問題的範疇。如此，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就有了全新的方向。

 

「有一種迷信流傳很廣，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惡，有的聰明，有的愚笨，有的熱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實人並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說，有些人善良的時候多於凶惡的時候，聰明的時候多於愚笨的時候，熱情的時候多於冷漠的時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們說一個人善良或者聰明，說另一個人凶惡或者愚笨，那就不對了。可是我們往往是這樣區分人的。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樣，到處相同，但每一條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狹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寬闊，水流緩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渾濁；有的地方河水冰涼，有的地方河水溫

 

   暖。人也是這樣。每一個人都具有各種人性的胚胎，有時表現出這一種人性，有時表現出那一種人性。他常常變得面目全非，但其實還是他本人。」

 

 

 

 

                                 ——托爾斯泰《復活》，頁二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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