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是什麼區別「我們」跟「他們」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打敗他們！」

「他為什麼會在這裡，這裡不是他該來的地方吧！」

「從現在開始，你就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不需要理他們，他們不會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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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via here)

我家是位在社區裡，正好是八大社區集合在一起的住宅區中的一個，因此回家的路上總會經過不少站在路旁(或是停車場入口旁)的警衛或保全，他們會招招手和我點頭示意。

好像彼此心裡都有些默契般的對話──「我認得你是我們社區的人」、「我知道你住在對面那個社區，對吧?」

我居住的那個社區在「人員進出的控管」上尤其嚴格，從後門進去會有管理員在一旁監控著，如果確認你是社區裡的人，就會自動幫你把門打開，要不就得自備社區的門禁卡進出。進去以後還有分好幾棟大樓的門，包括要上樓的電梯，進電梯之前也得先刷卡才能使用，也就是說我至少會經過三道嚴密的管控，如果在過程中，我被警衛懷疑了我的身分(意味著我不該在這個社區裡出現，我的出現可能有危害社區居民安全的嫌疑)，或者我沒有足以表示我身分的正當性的門禁卡，我不旦進不去，同時也會被門口的警衛們請出去。

 

之前我覺得這沒什麼值得提起的，是因為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我一如往常地進出我的社區，直到有天我的朋友想來拜訪我，但他被我們社區的警衛擋住了前路，原因是他「看起來」並不符合社區裡的「一份子」，我們就可以把他解釋成是「可疑分子」，除非他可以證明他的身分是被這個社區認可。我的朋友趕緊打電話給我，於是我下樓告知警衛他是我的朋友，轉瞬間，警衛便對我的朋友擺出歡迎的笑容，歡迎著他。現在，他的身分已經被我們社區認可了。

 

我們可以發現，保全警衛和駐守在門口的接待人員……等等，這些人在我們的生活裡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存在，象徵著只有經過「篩選」的人，才准進入他們保護和控制的地方。篩選的標準各地不同，在正式的時尚晚宴上，或許服裝規定(dress code)是首要的區隔方式，活動邀請函也可能是驗明身分的辦法之一。接待處和警衛負責決定前來的人是否「有權」進入，想進來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有資格進入，但舉證的責任完全落在控制入口的那人手中。這種資格檢驗的方式，使得那些不「表明正身」的人一概被拒入內。驗明正身的行為，把一個沒有面孔，屬於「灰色地帶」，被一併歸為「陌生人」的人變成一個具形的、有面孔的人。

在探討陌生人為什麼能夠這樣一再地闖入我們的生活前，或許可以先討論我們是如何有「我們這群人」或「他們那群人」這樣的概念。

 

德裔美國社會學家舒茲(Alfred Schutz)是社會學現象學派 ( phenomenological school ) 的創始人，他曾建議，從任何人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所有成員都能被標示在一條用「社會距離」( social distance ) 來丈量的假想連續線上，社會距離越大，表示社交的次數和密度越小。也就是說標示在離我這個起點最近的人，是我的同伴 ( consociates )，我和他們有直接、面對面的互動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我與這群人的距離是由「感同身受」( fellow-feeling) 的能力及意願構成的，把他人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主體，想像他們有自己的目標並能夠追求目標，有類似我們的情緒以及感受到喜悅和痛苦的能力。感同身受包含了同理心 ( empathy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從他人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及意願。我可以發現，這種感同身受的感覺讓距離我越遠的人給我的感覺越淡、越薄弱。於是，我觀察到如此被定義出來的差異及區隔，建立出了「我們」與「他們」兩個群體概念，並區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 喜歡與討厭、信任與懷疑、安定與恐懼、合作與仇視。

既然建立了這樣清楚的概念，我們便能認知到「我們」代表我歸屬的群體，我對這個群體內部的事情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我能夠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因此我待在這個群體裡感到很自在。

 

相反的，「他們」代表著我不能夠或不願意歸屬的群體。我對該群體的印象既模糊又不太齊全，我難以理解在該群體裡的行為，對我而言是無法預料的，也因此使我感到恐懼。基於我對「他們」的懷疑和焦慮感，因此我往往抱持著懷疑或保留的態度。這兩者概念在社會學建立了行為式的對立( conceptual behavioral opposition ) ，兩者各自從其對立關係中取得自己存在的意義。當「我們」和「他們」擺在一起，放置在對立的關係中，各自從分界線衍生出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因此構成了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他們之所以是「他們」的概念。

 

讓我們回到前面從社區開始的故事，「陌生人」在我們眼裡又是什麼樣子呢？我們發現「陌生人」竟然是違反那條既有的分界線，拆穿了對立本身是「自然性質」的謊言，彷彿對立的這條線是可以任意跨越或重新規劃的一條線。首先，我們必須先澄清的概念是，「陌生人」並非我們不熟悉的人，並不是那些每天和我們擦身而過而我們並不會把他們真正地放在心上的人。相反地，「陌生人」是我們熟悉的人，我們必然知道關於他們的一些事情，而他們必須一再地闖入我的生活中、我的視線範圍，使我不得不去留意他們。

前述所提及舒茲想像的連續線，那條線上並沒有自然區隔，如果我們企圖把界線的兩邊分別歸類成兩個截然不同類型的人，這種分界方式很顯然是任意武斷決定的結果。由於不同的人類屬性有部分會重疊，而且差異是循序漸進的，因此每條分界線上都會在邊界兩邊留下了「灰色地帶」，處在「灰色地帶」的人使我們無法一眼分辨出，他們屬於對立群體的哪一邊。

我想起了與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在大學校園裡，比起以往中學生活中更容易看見形形色色的人，藉著臉孔、膚色、交談所使用的語言或舉止……等等，我們在無形之中有了一套分辨和歸類的方式。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來自歐美國家或東南亞國家……等等的「國際學生」，基於前述我們自己的一套歸類的辦法，我們便自然而然地會將他們歸類成「外國學生」。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令我們感到困惑以及充滿疑問，他們「看起來」幾乎就和我們一樣，但談話的內容或者講話的方式卻仍存在著某些差異，我們無法一眼就分辨出他們到底是國際學生還是台灣本地學生，這種避免不了的曖昧性格外令人感到無所適從，因為這些人攪亂了局勢，面對他們，我們不確定該選擇一個適合對待「我們」還是「他們」群體的態度，應該要合作或敵視？

 

這群人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自民國一百年開放陸生來台就學，轉眼間已兩年多。這段過程對台灣學生應該是很奇妙的經驗，面對一個非「我們」或「他們」的尷尬角色，我們應該如何處置我們充滿懷疑及保留的態度，並進而有什麼樣的作為，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的課題。我自身的經驗一開始並不在台灣，我第一次接觸陸生時正好是在美國留學那段時間，或許是秉持著一直以來的「成見」(或也可以說是「偏見」)，我在那間大學剛開學時便不打算要去主動認識大陸學生。

 

在那時候，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一群會聚集在一塊成天鬼混的，明明是在國外求學卻不想用英文溝通，總是和自己熟悉的一群說中文，再者，我也聽說過一堆關於大陸學生在課業上有多用功的報導，但在我心底留下的印象是書呆子( nerd )，就是那些只會讀書卻不懂得生活的一群人，最後，我覺得「中國」和「台灣」絕對是分開的，沒有例外。我那時覺得我根本沒有必要去主動認識大陸同學。

 

不過，比較不幸的是在那個大學校園裡竟然只有我是來自台灣的女生，也就是說，我「不得不」去認識那些大陸同學好盡快熟悉在美國的新生活。一開始，彼此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默契般的保留態度，盡量地不去碰那些「敏感」問題。但該面對的總是逃不過，我想我永遠會記得當我不自覺地對我的陸生朋友脫口而出:「你們中國……」，便立即被他制止我這麼說，我被他突然變臉的表情嚇住了，然後接踵而來他對我說的種種為什麼中國不能分你們我們的「道理」，在當時的我早已被震撼到忘了他說的具體內容。當然這只能算其中一個例子，在那之後的日子，就有和陸生朋友數不清的政治辯論，往往討論了數個小時最後的結果仍是「讓我們求同存異吧!」。

 

  我想或許我該感謝自己的心態儘管存在著避免不了的「成見」，但基本上還算開放的，我的開放心態讓我能盡可能地擁抱更多新事物或是那些對我既有觀點的衝擊。不過回過頭來說，「差異」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我們如何看待或回應「差異」對我們造成的影響，關於這方面，英裔美國社會人類學家陶格拉斯 ( Mary Douglas )有很深入的研究，她指出大部分不可或缺的差異，都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必須仰賴「人工秩序」這個永無止境的工作去維持和守衛。

舉例來說，一道看起來極美味的菜，如果被我們撒在床上肯定讓我們感到很恐慌；平時那些看起來令人賞心悅目並引以為傲的頭髮，只有長在頭上的時候才是如此，一旦被剪下落在地上就格外不同，在地上的那些頭髮就是一副「骯髒」樣。

 

為了達到「區隔」，那些凡是模糊邊界、破壞設計或秩序，使得原本看起來清晰的局面搞得充滿曖昧性，就必須鎮壓或消滅之。猶記得在台灣剛提議說要開放陸生來台就學的時候，這項提案很快在全台鬧得沸沸湯湯，從媒體的大肆報導、談話性節目的熱烈討論、學校裡的校長或老師們出來表示立場到同學之間的揣測，可以看得出來這群即將到來的「新來者」( newcomers )的確引起了我們高度的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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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些「新來者」不瞭解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我們眼裡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對他們來說卻是難以理解的。那些我們習慣過日子的方式面臨了挑戰，變成我們需要去辯護的事情，那些安寧已經被打破了，我們希望自己可以團結起來捍衛那些蜂擁而入的陌生人。主要的處理方式是「分開政策」( separation ) ，比如因應陸生來台修法所採取的三限六不政策。(如上圖) 讓陸生與本地生有所區隔，即便在同個環境下生活卻仍充滿著阻礙，像是前陣子對於陸生該不該納入台灣全民健保體系就引起諸多爭議及討論 (我也對此寫了篇文章作評論) 。除此之外，精神上的分離是很明顯的預防措施。用偏見或是公然敵視築起了一道牆，包括了實質上或隱喻上一種害怕被傳染的心理。這種憎恨心理就蔓延到關於陌生人的一切生活事物上，像是他們說話的腔調、穿著、信仰……等等，我們須藉著厭惡和偏見來與他們保持距離。

 

我就聽過身邊的朋友跟我這樣說的:「為什麼要開放讓那些陸生來呢? 來這裡的肯定都是三流大學出來的，我看他們在這裡只會玩根本不會想用功讀書，也只是和台灣學生搶資源罷了!」

(photo via here)

 於是，從一開始提到的接待處和警衛的空間隔離方式 (藉此盡可能地把可疑的陌生人排除在門外)，到之後為陸生設下的種種限制與障礙，以及我們對陸生既有的敵意態度。我們可以這麼解釋，「我們」必須保護好自己，以防那些混在「我們」之中的「他們」賴著不離開，似乎「我們」和「他們」都各只有一種標準存在。但事實上，在我們生活的社會，這樣如此單純分割成兩邊的情形幾乎不可能發生，我們會進入各式各樣的地方，與形形色色的人相識，多數情況下，我們沒辦法判斷也很難有心力去好好理解對方是否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可以這麼說，我們生存的世界早已被陌生人佔據了，這是個遍地陌生人(universal stranderhood )的世界。

 

生活在陌生人之中，我們企圖用上述的隔離方式好讓自己可以免去些焦慮感，並且運用「禁止入內」的權力劃出了一道道界線，小心翼翼地想把陌生人盡可能地拒絕在外。儘管如此，我們仍感受到自己是被觀察、凝視和評論的對象，我們覺得個人隱私已經被侵犯了，為此我們想盡量地保持低調，避免引起注意。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在此現象中觀察到我們生活在都市生活或陌生人之中會使用「禮貌性疏忽」( civil inattention) 來假裝自己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最重要的是，我們不關心周遭人正在做什麼，我們盡可能地想避免目光接觸。

 

我們和他們之間無形中有道我們無法攀登過去的牆，可能是用保留態度，或是甚至是反感來築起的牆，我們發現自己正矛盾地渴望穩固安全的人際關係卻同時想「做自己」，盡可能地保有隱私。於是我們用沉默來隔離他們，和陌生人之間那個無法跨越的距離卻仍不時讓我們感到焦慮。處在遍地陌生人的世界裡，基於保護隱私而建立的安全感竟然使我們的存在變得可有可無，「寂寞」成了隱私的代價。當陌生人不再被視為敵人和攻擊的對象，當禮貌性疏忽讓社會裡的每個人只剩下冷漠或無情，寂寞壓倒性地主宰了我們和陌生人曖昧的關係，我們時常覺得自己被遺棄了、被遺忘了，到頭來，我們其實也是「遍地陌生人」裡的一部分。這些總總不禁讓我們開始想像，冷漠和無情距離見死不救是否只有一線之隔？

 

文：Vanessa

編：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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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社會學動動腦》